从首场发布会至今


  8月13日,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近7小时,天津官方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。此后,至8月18日,天津共就此举行了八场。其中,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出席了第七次发布会。

  然而,从首场发布会至今,公众诸多质疑声始终萦绕在会场内外,网上弥漫着对官方信息不信任的气氛,与此同时,谣言和不实信息时有出现。8月17日,人民日报发文称,对政府工作人员来说,很多看起来百口莫辩的问题,真诚直接地说点家常话,并没有那么难解释。

  8月1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再次就天津新闻发布发表评论,指出,在新闻发布方面,中国的进步很大,但差距也不小,新闻发言人训练水平参差不齐。突发事件处置中的新闻发布水平有待提高,相关工作人员的“媒介素养”及管理公共关系的能力有待提高。

  过去几天,天津港“8·12”火灾爆炸事故一直占据着国内外媒体的重要位置。截至8月18日,天津方面已经就此次事故召开了8次新闻发布会。前几次出面发布新闻的发言人层级较低,发布会开得不尽如人意,引来不少吐槽。最近几次发布会改进明显,记者满意度大幅提升。

  在新闻发布方面,中国的进步很大,但差距也不小。从2003年全面建立算起,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才走过12个年头,新闻发言人训练水平参差不齐。应对日常新闻发布还行,一遇突发事件,新闻发布都是让人捏一把汗的环节。总之,突发事件处置中的新闻发布水平有待提高,相关工作人员的“媒介素养”及管理公共关系的能力有待提高,这是一个客观事实。对此,公众特别是媒体,也只能多些理解和包容,相信这方面水平和素养会在实践中、在一次次考验和挑战的压力下逐步提升。

 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西方国家遇到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类突发事件时,最先发布的信息往往是宁可把事件的危险性或危害性,把可能造成的伤亡损失情况说得严重一些,而不是相反。然后,随着调查的深入,依据调查结果逐步作出修正。由于最先发布的情况更严重,修正后的情况比预先估计的要好,往往更易于为公众接受,有利于公众情绪的平复、紧张气氛的缓解,效果比较好。

  以美国2001年“9·11”事件为例。发生后的第十五天,美国官方公布的“经核实后”的失踪人数为6398人;当年的11月11日,也就是袭击事件发生两个月的时候,官方公布的修正后的失踪人数为3748人;2002年9月11日,即“9·11”事件一周年的时候,美国国防部公布了遇难者和失踪者的统计数字,总数为3025人。而最终核定的死亡人数,是2996人。

  再看2005年发生在美国新奥尔良的“卡特里娜”飓风灾害。飓风过后,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披露,该州遇难人数将“数以千计”;美国联邦官员称,死亡人数可能“成千上万”;新奥尔良市市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“一万人可能遇难的数字并非不切实际的预测”。而数年之后,“卡特里娜”飓风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被核实为1300到1600人。

  事情就是这样,按照“最坏的可能”来发布信息,反而为事件处置赢得了主动。总想减轻危害、淡化灾情,初衷可能是害怕引起恐慌,但实际上随着伤亡数字上升,反而可能导致人们的恐慌和焦虑升级。这里面其实有“信息心理学”的道理,需要我们细心体察。

 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,新闻发布应该理解、尊重和顺应公众心理。不应纠结是否要把最坏的可能性告诉大家,就算公众的承受能力有限,但有心理准备总比没有好;即便证实事情没那么严重,也不应担心下不了台。事情有好转,大家总会愿意接受,情况由坏变好、损害由重变轻,其实跟公众内心的期望是合拍的。

  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公众心理,并不难理解。有大事发生了,人们本能地想知道是怎么回事;正常渠道听不到,就会听“小道消息”;不光打听,还会猜测,而且还会把自己的猜测告诉别人、传播出去。如果这件事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,这种知情的需求就会更加强烈,当需求得不到回应和满足时,恐慌、焦虑等心理活动就会滋生,并引发追问、质疑等行为。一般情况下,这种心理和行为并没有恶意,如果得到对应信息,比如尽量详细的灾情、辟谣之后的实情、及时得当的善后和救助安排等等,就会迅速缓解和好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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